彭德怀对导弹事业的迫切关注与往昔记忆

1955年冬季，钱学森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回国不久，而此时的彭德怀正在医院接收治疗。得知钱学森抵达后，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拔掉了治疗的针头，要求会面，这一细节后来的多次回忆中都被钱学森提及。这场重要的谈话关系到中国能否迅速取得导弹技术。见面后，彭德怀直截了当地问：“我们能否自己制造导弹？”钱学森的答复是：“可以，但我们需要人力、设备和时间。”彭德怀随即追问，需多长时间。钱学森估算大约需要五年才能有突破。彭德怀立即表示军队将全力支持这一计划，此时国内对导弹技术的了解尚显薄弱，很多人认为提升飞机、大炮等传统武器更为实际。

彭德怀的急迫感源自于他在朝鲜战场的体验。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，彭德怀作为司令员面临着联合国军强大的空军和火力。尽管志愿军官兵英勇作战，但缺乏制空权成为一大痛点，运输线频繁遭到空袭，物资供应也面临巨大困难。朝鲜的严寒冬季使得士兵们只得吃简单的炒面，饮用雪水，且在夜间行动以避开敌机的轰炸。彭德怀不仅目睹了战术上的艰难，更深刻领悟到中国在工业基础和武器技术方面的严重差距。敌方飞机和炮火能毫无障碍地覆盖阵地，而志愿军却往往只能依靠步兵进行冲锋。

长津湖战役的惨烈也在彭德怀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那场战斗中，第九兵团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下付出了沉重的伤亡。而在随后的上甘岭战役中，志愿军也遭遇了火力上的巨大劣势：狭小阵地反复争夺，造成了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耗。尽管最终志愿军迫使敌军回到谈判桌上并签署停战协定，彭德怀便是深知，没有足够的空中火力和远程打击能力，部队只能以更大的人员牺牲来补偿装备的不足。

这一压力在1953年停战后带回了国内。随着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，彭德怀于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，开始着重参与军队的建设及国防工业规划。导弹成为了时任尖端技术，虽然研发投入巨大、成果短期难以显现，但其潜在的战略价值却不容忽视。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而来，彭德怀还曾向陈赓咨询导弹问题，后者建议他向钱学森请教。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火箭和航空领域的长期研究，回国后强调，导弹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起完整的科研、工业及试验体系。

1955年10月，钱学森回国，11月他去东北考察，与专家进行深入交流，并作了关于导弹与火箭技术的报告。在北京，钱学森开始向军队高层讲授导弹知识，许多将军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导弹的复杂性，它不仅是延长了的火箭，亦是涉及制导、控制等多学科的综合武器。1956年2月，他提交了有关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，得到周恩来的审阅后，中央开始组织力量推进航空和导弹事业。10月8日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，由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，成为新中国的首个导弹研究机构。

然而，研究院的起步条件并不理想，办公环境简陋，科研人员经验不足，设备也极不配套。在缺少大型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，研究人员只得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进行数据处理，试验装置也需借助改造旧有设备。钱学森亲自为年轻科技人员讲授基础课程，覆盖从弹道到推进、控制等方方面面。科研队伍并不成熟，人员都是在短时间内被推向了技术前沿。此外，西北试验基地的建设同步展开，许多部队驻扎在戈壁，进行道路建设、测量站铺设及通信设施搭建，这个基地后来成为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。

彭德怀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体现在对“快”字的重视上，科研问题能直接向他反馈，而基地的建设则得到及时的兵力和物资支持，不会因繁文缛节而拖延。相关将领如陈士榘的参与，显示这项事业并非单纯的实验室工程，而是需求军队、工业、交通以及测量系统的共同努力。起初的技术路线带有明显的借鉴性质，相关导弹样品和资料曾从苏联获取，科研人员在条件尚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测绘、试验和仿制。1958年，相关型号研发开始进入实质阶段，1960年11月5日，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发射，后被称为“东风一号”。

不过，这次发射并未解决所有问题。1962年3月，东风二号首次试射失败，出现飞行中结构和振动的问题。失败没有被搁置，钱学森带队重新分析故障并改进设计，1964年，东风二号成功试射，同年10月16日，中国实现了首次核武器的爆炸，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逐渐成型，构建了战略威慑的雏形。遗憾的是，彭德怀未能见证这一完整过程。1959年后，他不再担任国防部长，但导弹事业并未因此停滞，工作由聂荣臻等接手。钱学森晚年回忆彭德怀时特别强调，他的急迫并不为个人功劳，而是来自于在朝鲜战场上亲历现代战争的真相。